(黄老帛书《道原》) 能执一，则百物不失。
与山东同道、山东大学的交流，二十年来，像涓涓细流，虽不算太繁密，但确有着汇流成河的趋势。穿越时空，来去古今，何其乐也。
我正逢慈济大学学术休假，也想到祖国大陆来访问，就这样做出了决定。就这样一年年增加着，山东，我来了，我的学生也来了。那光影，倏忽其来， 倏忽其去，似有若无，似无又有，有无相间，还真似幻，似幻还真，真有其不可以已者，真有其不可以知之者。这些朋友来自全国各地，不一定是山东人，但对于山东的厚实与稳健，对于齐鲁大地的圣贤气息，都是认同的。我记得在牟氏庄园，对方请我们题字，我写下了 仁义为栖，照雨成霞的句子。
山东大学的朋友来了台湾，老师来了，他们的学生也来了。又从所阅读到的理论之建构，回到概念的反思，进一步回溯到存在的觉知他们读什幺书呢？读熊十力的《读经示要》、《新唯识论》、《原儒》，也读马一浮的书，但主要读熊十力的书，读牟宗三的书。
划界看起来是理性的分析，其实都牵涉到权力疆域的区隔。基督教在中国的扩张极有组织，这非常容易导致西方反华势力以基督教为工具，以上帝为标榜，鼓动在我国内部的基督徒，为西方反华势力效力。一个是牟先生的学生们的继续发展。人类有一些共通的东西。
我是1980年秋天上小学的，我记得当时几乎每次放寒假时，老师就要告诉我们，寒假在家，不要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不要去参加祭坟也就是春节上坟等迷信活动，等等。就您个人的性情而言，我觉得您是非常坦率的人。
而我们对历史和传统的了解太少了。大陆是因为局势慢慢变化，大概1980年代初，1985年前后，思想慢慢松动，开始重视当代思想的研究，而对于所谓海外的新儒家也重视到了，（把对新儒家的研究）作为一个国家课题，把涉及到儒家研究的人统统放到当代儒家或者现代新儒家，所以边界就扩大了很多，把冯友兰、贺麟也放入了新儒家。《鹅湖》创刊之前，其实，师大国文系有一群学生对思想、对哲学格外有兴趣。但是依照钱宾四的看法，中国当然也有政道，不是只有治道而没有政道。
在这里，需要提到余英时的看法。后来牟先生从东海大学到了香港的新亚书院。我知道在农村，有一个体系，有一个基督教的传播组织，非常有计划地传播，大概以香港为中心进行有计划的传播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林安梧：我是觉得这是宗教毁掉以后的严重后果，台湾不是没有，但很少。
陈占彪：与其他宗教在当今中国发展的规模和程度相比，似乎儒教显得相形见绌，您如何看这种现象？ 林安梧：儒教作为一个宗教来讲，与其他宗教形态有不同之处，它的教化功能远过于宗教功能，教化又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因此原先的儒学在中国历代来讲都是作为最主要的流派和政权结合在一起，有政权护佑着它。过去我们讲衣食足，知荣辱，但是现在看来衣食足了，未必知荣辱。
但本土宗教的恢复与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的崛起相比，就显得相对逊色些。以台湾为例，台湾有很多民间社团、宗教团体、NGO，对整个社会帮助很大，对政府治理帮助很大。
关于孔子像的移开，有些儒学界朋友很悲观，说把这看成政治风向。陈占彪：现在网络上以一种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低俗炒作屡见不鲜，比如内地女歌手马睿菈‘陪睡天价一夜八万，干露露母女策划的裸浴征婚等，事实证明他们的炒作是成功的，比如，那个歌手马睿菈，影星干露露，以前有几人知道，现在可以说是名扬天下，虽然是臭名，但他们并不在乎这些，只要有关注度就行，您如何看这种无底线的炒作行为？ 林安梧：如果一个社会公民理性、公民意识达到一定程度，这样炒作应当是无效的。没有好好生长的情况下，你把他安放在长安街上，大家就会有太多联想。我举个例子，在台湾我曾在火车站候车，夏天的冷气声音非常大，我就找站务员去反映意见，并留下名片，请他一定和站长讲，隔了两天，站长亲自打电话给我，感谢我提出意见，并解释说其实只是一些螺丝钉有些松动而已。如果借用人类学家的话来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外器官。南通的客运司机遇到老太太倒地受伤，停车前趋救扶，却被反诬为肇事者，直到车载监控录像澄清事情经过后，老太太才为自己一时糊涂深表歉意。
我个人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普遍信奉非本土宗教的国家。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
我们不应当把孔老夫子当成一个可以利用的商品，而是应当作为面对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资源。有人认为，将孔子像竖立在天安门广场是对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讽刺和背叛。
曾经有人在一个大型讲座上问到我这事，我就开玩笑说，孔夫子在天上就抱怨说怎么叫我站在长安大街上指挥交通啊，还是让我到名人堂和其他名人聊聊天、喝喝茶的好。当然也有一些人说现在不是有什么国学热儒学热嘛，但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外热，内在是很空虚的。
后来五四的彻底反传统，基本上把儒教连根拔起，再后来的文革对传统文化可以说是彻底的铲除，这种铲除不只是在话语层面，在这种情况下，儒学的教养就没了。以前经济贫困，我们讲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现在经济上来了，就要变成经济搭台，文化生根。佛山两岁女童连遭两车残忍碾压，其间十八名途经的路人眼睛不约而同地暂时性失明，漠然置身事外，居然连一个急救或报警的电话都没人打。过去常设置天地君亲师，如果觉得君不合适的话，我们可以置换成天地国亲师，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民主时代，就无所谓国君。
当然，可能在边缘地方仍存在，礼失求诸野。落实到三祭上，落实到整个生活世界里面，儒家文化才能生根。
下班，回到豆腐渣工程房，煎条避孕药鱼，炒个膨大西红柿，炖碗石膏豆腐，开瓶甲醇勾兑酒，吃个增白剂加硫磺馒头。当前国学热儒学热只是外热 陈占彪：解决当代国人的精神危机，应当说还有其他精神资源，而不只是儒家文化吧？ 林安梧：当然光靠儒家文化解决当代中国精神问题也是不足的，我并不主张只要有儒家就够了，我主张是多元并进。
这些年大陆方面在很努力地做这方面的工作，就是如何让老百姓的心灵有安身立命的感觉，就是要恢复中华文化，恢复儒教和道教，当然佛教力量本身就比较大。我认为，孔子像放在什么地方都不必和政治风向过多联想。
您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 林安梧：背叛这样的语汇是有问题，1919年的五四运动只是代表当时历史阶段的一个运动，现在都到了 2011年，本来就应当有所发展，不能仍停留在那个时段。儒学不能光停留在学界里面论说，也不能停留在资本主义化的消费大潮中喧闹式的传播，这喧闹式的传播看似热闹，实则效果不佳，更会引起一些负面效果。这就要培养大家养成作为一个公民的习惯，公民习惯就是在生活周遭中发现一些不恰当的人和事物，就想法提出纠正。改革开放以后，人的自我概念变化了，以前人的自我很小，现在慢慢强大了，强大以后，原先的一些人生信念受到了怀疑，人们的心灵就空虚了，这怎么办呢？就需要更多的精神资源。
当然，大体来讲这些经典中的孝悌人伦等内容基本上是对的，但有的是有很多问题，所以需要调整。当然也有人说，如果真正去信仰其他东西不也很好嘛，但是我觉得，如果普遍信奉其他宗教势必会使得中国文化传统有很大变化，至于这种大的变化对中化民族来说到底是好还是坏，是要存疑的。
对于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国家总理温家宝说：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可以说，道德的丧失底线，人心的麻木冷漠，信任的荡焉无存是精神空虚、文化缺失的必然结果。
香港有媒体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惊呼：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每个人都发出无奈的叹息。就以食品安全问题来说，台湾的柴松林等人发起的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就是专门改善台湾消费环境，伸张台湾消费者权利所设立的非营利性的第三部门，消费者买到的东西有毒素的话，就可以投诉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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